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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匹配
这次和2008年以后的区别是需求来源于欧美的财政刺激，但这与2008年中国刺激总需求的做法不同。另一方面，欧美的财政刺激需求(出钱直接消费)在迅速过热中国生产环节(外需)的同时，自身的供给和就业没有恢复，央行正常的货币政策不会常态化。这样的错配组合会导致第二个因素——过低的美元实际利率。
美元流动性泛滥
过低的美元实际利率导致资产泡沫化与2008年以后一致，都是美元实际利率过低导致的流动性过剩，随之狂热的各种虚拟货币的本质，就是对无锚资产流动性的反应。当然，必须注意衡量流动性的指标是通胀预期和名义利率预期之间生成的实际利率。
供给问题
对商品来说，除了前面提到的需求匹配和流动性过剩外，另一个重要的冲击和影响是全球供应导致的失配加剧。
经过2012年至2015年的清算，巨大的债务压力在全球资源上游形成了对投资的约束。这是传统商品周期中为什么供给周期变慢的重要原因——债务约束，同时为了应对潜在的上游资源类企业甚至政府的债务风险，朱镕基总理当年的供给侧改革于2016年启动。
好处当然是缓解和债务风险，积极收缩生产能力，通过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来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
缺点是，实际上上游形成绝对的寡占。所谓提高上游企业风险应对能力的本质，是通过形成绝对垄断来绝对掌握定价权，越是上游，垄断性、定价机能力越强，风险也越强。下游可以不买，但上游不会因为需求不足而下跌。在这里追加金融衍生品的话，不买也没关系。金融资本可以来买。
这样的发展过程，在当时OPEC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完整的路径，但是当时这种定价的能力引起了美国70年代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当时的能源对美国来说有经济发展的软肋，开放在外。所以沃尔克之后，美国介入中东建立石油美元循环的内因。
这次疫情过后，供应的这些敏感点又在几个方面加剧了。另一方面，西方不断施压的环境保护和碳中和作为国际外交的压力进一步扩大了原有脆弱的供给。另一方面，疫情导致海外原材料供应国无法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同时在疫情后的国际政治环境中陷入中澳两国相似的局面，全链供应链风险逐渐浮现，对全球供应链安全提出了巨大挑战。
供应链的安全性、商品价格和经济系统的停滞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商品价格一般会发生比较大的波动，一些品种会发生比较极端的行情。上次具备这样几个门槛的时候有白银和棉花，现在有铜和铁矿石等。
虽然绝对高的价格和利润会吸引足够的投资和生产，但问题是目前影响这个传统教科书逻辑的因素并不完全由利润引起，如果这个过程持续很久，对整个经济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PPI中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差距可以看作是简单的上下游价差，国内现有PPI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同比差距也是历史高水平，过去只有朱镕基改革、金融危机前、四万亿元、供给侧改革达成过；对上下游价格的忍耐也达到了历史高峰区间，下游几乎无法接受。
由于供应持续紧张或由于政策原因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下游企业利润被严重压缩，行业整体利润越来越集中在最上游。行业利润进一步集中于原材料的话，也有在下游无法到达实物而停产的风险。
如果传导不进行，后面会如何进化？
由于供给开放在外部，目前存在前述的供应链风险，目前威胁全球供应链安全的几个核心问题对中国来说都是外部风险，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中，不容易应对。
现在能做的只是缓解大宗上涨带来的压力，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交易所修改交易规则、从金融层面盘查投机、举债，只能抑制本来就不强的需求，用时间改变空间，在供给问题缓解之前，国内经济和资产可能还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的所有宏观政策都需要考虑处于什么样的全球大环境维度。例如，碳中和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和过程，就像环境保护政策一样，是中长期的过程和任务。当然，与西方和中国的发展不同，我们不能只为了满足欧洲的呼声而完全去。不如现在的现实情况。
短期错配需要在中长期的政策路径中相互配合，碳中和、环境保护是中长期政策的正确发展方向，但在政策落实到下面的执行阶段时有些着急，没有把握节奏，碰巧赶上了疫情后供应问题的这个时间点。因此，在碳中和下执行的行动必须暂时缓慢、淡化，在美元流动性走向回收、疫情回升供不应求、大宗疯狂上涨得到控制之前，有几个因素具备基础，然后有序展开。
此外，我曾向有关部门建议，以前战略收到的储备应该放下，但后来，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放下上游储备。因为，打了储备这张卡就没有办法再打了。这张卡必须使用到合适的时间。
一是美元流动性泛滥的预期变化，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必须回收资金。二是供应方预计基本批量生产、发货时，储备这张卡比较合适。否则，在以前的棉花下场，储备被抛售了，而现货市场一直有人接盘，最后把仓库砸得连底牌储备都没有。那个更辛苦。
最后的重要资产，华尔街也在密切关注。那是石油价格。这个供应链上不能再出现任何蛾子了。否则，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的压力将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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